Pieter Hugo

目前還只是不足 40 歲的南非攝影師,但他的作品卻足以列為傳奇級別,尤其他紀錄非洲族群的藝術、傳統、歷史與日常生活的影像,也讓非洲人透過新的藝術形式,向世界展示他們自己。
Pieter Hugo生於南非,他在10歲時第一次拿起相機時,便“被迫”成為了一個拍攝政治的攝影師。在南非這個特殊的國家,很少有人能夠避開政治制度而創作。
他拍攝青少年、種族主義與貧困問題,這些“老生常談”的題材在他的鏡頭下卻是不一樣的:它們與看上去要表達的事物背道而馳。

《1994》是Hugo早期的作品,拍攝了一群在1994年後出生的少年,他們的父輩無不是在種族隔離與大屠殺中生存下來的,而作為新一代的孩子,他們的成長不可避免的沾染上了歷史的憂傷。如今的輿論早就習慣通過這些新一代來體現平等意識,比如拍攝他們的前衛裝扮、他們的合乎時宜的理想與追求。在拍攝中,Hugo讓他們穿上自己最喜歡的衣服,女孩們穿著與大都市無異的金色裙子坐在岩石上,男孩則穿著隨意的T恤與短褲,裹著這些“與世界一樣”的服裝,他們直直的望著鏡頭,他們真的與世界一樣嗎?



Hugo放大著這些眼神,它們是出身、地位與身份的凝聚,是一個無法被掩蓋的事實:在歷史長河中,他們的血液還浸在漫漫的悲哀之中。


在接下來的《親戚》系列,Hugo“以身作則”的繼續了身份的探討。他雖出生在非洲,可他是一個白人。因為膚色,他總是不經意的穿梭游離於種族主義的外表與內裏之中,聽聞著外界不一樣的聲音,經受目光。他表面上和所有人一樣走在都市之中,而另一半的他卻生活在這個國家所殘留的殖民主義中。

Pieter and Sophia Hugo , from the series ‘Kin’, 2010

In the home of Meshack Molatudi, Robinson Lake,
Harmony Mine, Randfontein, from the series ‘Kin’, 2012《鬣狗和人》是他的引起最大關注的作品,講述了一群尼日利亞的馴獸師,他們靠鬣狗、猴子的表演賺錢,這是他們的祖輩的傳統,更是唯一的生計。


Umoru Murtala with School Boy, Asaba, Nigeria, 2007這並不符合外界的價值觀,由於《鬣狗和人》的發表,國際動物權益組織開始介入這個群體,他們要為這些可憐的動物爭取應有的權利。

後來,Hugo在街上問尼日利亞當地人“怎麼看待這些動物?”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到“權利”,說的盡是“收入與生計”。
Hugo的攝影主題一直在提出問題和偏離問題,哪個才是問題的重點呢?南非少年們的現代著裝、膚色和動物的權利,還是潺潺流淌的歷史的憂鬱、城市裏刺眼的種族主義和實實在在的貧窮?
參考網址:
Richard Avedon

可能是世上最著名的人像攝影師,《紐約時報》於其過身後的訃告表示,他的時尚與人像攝影作品,定義了美國半個世紀的風格、美麗與文化的影像。
Harper’s BAZAAR作為人類史上第一本時尚雜誌,149年以來合作的藝術家、攝影師及模特兒皆一時之選。

Richard Avedon,被著名的評論家Susan Sontag盛讚是「20世紀職業攝影師的典範之一」,他的時尚攝影生涯就是從BAZAAR開始。
1945年,時任藝術總監的Alexey Brodovitch將年僅22歲的Richard Avedon帶進了BAZAAR,在從不侷限藝術可能性的Alexey Brodovitch引導下,Richard Avedon用照片為BAZAAR帶來了嶄新風貌。他揚棄過往的攝影基本教義,將人物的情緒透出紙面,讓紙本雜誌有了電影敘事的效果,改寫時尚攝影的定義。
說起Richard Avedon的經典大作,首選當屬《Dovima與大象》。那是優雅至上的50年代,他領著整個攝影團隊來到巴黎的冬季馬戲團,身著Dior晚裝的Dovima自在地伸展身體的線條,站在數頭大象之中顧自雍容,她的纖細修長與牠們的龐大厚實相映成趣,細緻的晚裝與顆粒粗獷的大象肌膚展開對話,Richard Avedon讓Dovima與大象共舞的一幕成為時尚攝影史的神話。廣告 – 內文未完請往下捲動
除了攝影師的身分外,Richard Avedon也是BAZAAR史上第一位客座編輯,在美國蘇聯之間的太空軍備競爭,以及人類首度登月成功的時空背景下,他敏銳察覺到人們對地球之外的領域有著無限嚮往,激發出將搶眼的桃紅色太空帽套至英籍模特兒Jean Shrimpton頭上的前衛靈感,這成為60年代BAZAAR最具革命性的精采封面。

Harper’s BAZAAR Cover, April 1965HARPER’S BAZAAR ARCHIVE
BAZAAR與Richard Avedon攜手合作的20年時光中,不僅奠定了無庸置疑的藝術成就,更開創了許多歷史性的時刻。如1959年將China Machado送上了BAZAAR封面,這是時尚雜誌史上第一個非白人的封面模特兒,在美國對有色人種仍抱持敏感態度的當年,可說是相當大膽的決定。
而畫面中那生活化得讓人無法與時尚攝影做聯想的樓梯,以及梯上的China Machado如雅賊般取走BAZAAR中的第二個A,沒有侷限地讓代表雜誌的標誌性LOGO被藝術性地拆解,這都是該時代的封面概念不曾見過的創舉,直接地展現BAZAAR勇於走在前方的先鋒者氣度。

參考網址:
https://www.harpersbazaar.com/tw/culture/exhibition/a1481/photographer-richard-avedon-meets-bazaar/
(僅作為學術用途)
Richard Kalvar

他充滿著結合了戲劇性、詭異性與藝術性的街頭攝影作品,喚起人們反思、感受與夢想,並非只是拍攝漂亮的影像,對新生代攝影師帶來深遠影像。
紀實攝影有很多種,認真嚴肅地記錄事件的是一種,加入幽默感令照片詼諧有趣的又是一種,美國攝影師Richard Kalvar拍的就是後者,由心而發地帶來大量令人會心微笑的街拍作品。20多年前曾任Magnum攝影通訊社主席的他透露,原來主席一點都不易做,最近他來到香港教攝影,今期我們一起聽他談Magnum、講街拍!

▲羅通達廣場(Piazza della Rotonda),意大利,羅馬,1980年。
主動給知名攝影師看照片
Richard Kalvar的攝影之路,可以說是因為一個又一個的意外和幸運而慢慢起步,年少時對攝影完全沒興趣,唸完大學回紐約找工作,剛好有朋友知道有時尚攝影師要找助理,對攝影一無所知,卻竟然一試就中,連Kalvar自己都說,一直都想不通到底為何被選上。雖然成為了時尚攝影師助理,卻慢慢發現自己對時尚攝影並無興趣,也不擅長與Model交流、拍攝擺好甫士的照片,後來攝影師借他相機讓他在街上閒逛拍攝,他才找到真正愛好,後來他存了錢去歐洲,攝影師更送他一部Pentax相機,就此開始了攝影生涯。
Kalvar的成功除了靠幸運,更少不了勤力和主動的性格。他在1972年於法國創辦Viva圖片社,後來於1975年成為Magnum的準會員,並在兩年後正式加入Magnum。他說Magnum內有這麼多優秀攝影師,對年青攝影師來說是很好的落腳點。不過在加入Magnum之前,其實Kalvar已主動接觸知名攝影師,打電話請他們看看他的作品,這麼做不為加入Magnum,只為聽取他喜愛的攝影師的意見,其中當然不乏像Elliott Erwitt等大師。Kalvar還透露後來他要加入Magnum時,也得到不少攝影師美言幫忙,而Elliott Erwitt也曾幫忙向雜誌推薦他,讓他可得到更多工作機會。

▲羅通達廣場(Piazza della Rotonda),意大利,羅馬,1982年。
做主席=吃力不討好
身處Magnum之中,最大的優勢莫過於龐大的攝影師網絡,同行之間可建立聯繫,亦可從不同攝影師身上學習。「你會感到壓力,但這大概是正面的推動力,令你想在同事面前留下好印象。」同儕之間對攝影和作品設下高標準,攝影師對自己的標準自然也會提高,不過與此同時,競爭也隨之而來,Kalvar說他們拍的作品、做的Project都是差不多,所以有競爭相當正常,亦是可以理解的。在享負盛名的通訊社工作,壓力必定不少,Kalvar說Magnum的情況更特別,因為是攝影師自己的機構,由攝影師共同擁有,所以每個人都責無旁貸,都要努力營運,而Kalvar曾任Magnum的副主席和主席,更是對此感受至深。
「要下的功夫非常多,很多憂慮,而且人們總是投訴。」當上主席,就像營運一間公司,除了攝影師的身份,更是個生意人,不只要憂心財政等錢銀問題,還有大量行政工作,「如果你唸過哈佛商學院,可能沒問題,但對攝影師來說,那卻非常可怕!」Kalvar說最困難的是下決定,而且很可悲的是,「人們永遠都不滿意,當有事要投訴時,很明顯就會找上副主席或主席。」Magnum內常聽到如攝影師沒有工作、某些員工表現不好等投訴,Kalvar形容那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要花大量時間、精神來處理各種瑣事,所以他說:「我是攝影師,而做攝影師對我來說才是最好的。」
營運上的挑戰一直都存在,而售賣照片在現代新聞攝影業界更是難上加難,傳統媒體資金減少,專業攝影師亦被裁員,更多民眾拍攝的影像成為新聞畫面,對於Magnum來說,要推銷照片豈不更難?Kalvar說Magnum在營利上一直都有困難。「我看了一封Robert Capa在1952年、Magnum五周年時寫給Magnum會員的信,裡面說到很多當時的問題。現在來看,上星期也可寫下同一封信,因為一樣的問題到現在依然存在。」金錢問題、攝影師之間的關係、Capa要自己扛下大量工作、下了苦功卻沒人稱謝,這些問題到今天仍然沒變,而且經過這麼多年,還有其他新問題要面對,例如攝影師更多,但卻愈來愈少人會投放大量資金拍攝照片故事,除了通訊社更難賣相,在僧多粥少的環境下,部分攝影師開始失去雜誌的工作,同時也更難以攝影師這職業來謀生。
Nadav Kander

其人像與風景作品非常受觸目,他最著名的是「Obama’s People」系列,受《紐約時報》2008 年所託,紀錄了奧巴馬總統團隊的影像;另外他 1997 年的系列「Diver, Salt Lake, Utah」也很出名。
Nadav Kander 三歲移居南非約翰內斯堡,並於 1985 年移居英國倫敦。Kander 從幼年開始接觸攝影,他是一位國際知名的肖像攝影師,同時,亦投入個人項目的創作。他的創作項目關注人物、景觀和歷史,並涉獵不同的主題:中國的揚子江、英國的泰晤士河、烏克蘭和蘇聯受核能影響的廢城。Kander 的作品描繪了人的生存環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的內在狀態。
Kander 的《揚子—長江》系列於 2009 年獲得 Prix Pictet 攝影獎。他曾參與多個博物館和機構的展覽,包括美國芝加哥的當代攝影美術館 (2015)、英國倫敦的巴比肯藝術中心 (2014) 和英國國家肖像館 (2012),並於法國阿爾勒攝影節 (2014) 和巴黎東京宮舉行個展 (2005)。
Kander 現於英國倫敦生活及工作。
久保田博二

Magnum Photos 唯一的日本攝影師,以其充滿瑪格南風格的攝影方式,去記錄亞洲多國如日本、中國、朝鮮等人文風情,獲獎無數,是日本傳奇攝影大師。

作為日本當代唯一的正式馬格南攝影師,久保田博二成為繼土門拳之後日本當代紀實攝影的新代表人物,而作為紀實攝影大師,他的影像作品又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這和日本當下的許多攝影藝術家的作品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它們更加的平實,更加有溫度。
1939年8月2日出生於日本東京的神田一個魚貨商家庭,惡劣的生活條件和盟軍對日本本土的空襲給幼年的久保田博二留下了最深刻的記憶,這對他後來的紀實攝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拒絕拍攝戰爭,衝突,或具屍體,他的作品表達出找尋人生經驗的美和榮譽的願望。1959—1960年,久保田博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期間,開始用父親的照相機記錄日本的學生抗議活動,並由此開始對攝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艾略特·厄韋特作品
196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早稻田讀書的久保田博二有幸遇見了來日本旅行的三位馬格南攝影師——勒內·布里(René Burri),艾略特·厄韋特(Elliott Erwitt)和伯特·格林(Burt Glinn),久保田博二以其出色的英語能力成為了他們此次訪問的嚮導,也因此他和厄韋特他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為了感謝他,厄韋特送給了他一本亨利·卡蒂爾·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的《 決 定 性 瞬 間 》(The Decisive Moment)。這次偶然的相遇,成為久保田博二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讓其找到了自己的職業方向。多年以後他在回憶這段時光的時候這樣說:「……那些人使我著迷,而且是他們讓我有了成為攝影師的想法……」

久保田博二作品
1962年8月,久保田博二大學畢業,在厄韋特的支持下他購買了一台徠卡M3相機機和一張飛往到紐約的單程機票。在到達美國後,他卻面臨一系列的生活問題——他急需一份工作來養活自己,於是他不得不開始做一些餐飲生意,但無一例外的失敗了。幸好不久以後他遇到了康奈爾·卡帕(Cornell Capa)——馬格南圖片社的創始人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弟弟,在康奈爾的幫助下,久保田博二開始逐漸融入美國本土生活。所以他對厄韋特,對康奈爾,對馬格南一直都抱有很深的情感——「……他成了我的父親(而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在我攝影生涯的的前三年,我每天從上午5點一直工作到從晚上11點。在我困難的時候,伯特和康奈爾讓我做他們的助理並付我額外的薪酬。在1965年,我加入了馬格南圖片社。所以說,我是非常幸運的,馬格南一直都是我的家人……」

久保田博二作品

久保田博二作品
在美國,作為一名亞裔的外來者,久保田博二擁有獨特的社會身份,他可以從美國文化的外部以一種客觀的視角來觀看美國,這像羅伯特·弗蘭克的《美國人》非常的相像。並且作為美國文化的「局外人」,他可以與任何的政治團體或者種族人群融合在一起。「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沒有多少亞洲人生活在美國,」他後來這樣回憶,「……我在美國受到三K黨、黑人、印第安人的歡迎,亞裔的身份是我最大的優勢,我是一個有色人種,並且是如此的黃……」

久保田博二作品
運氣總會眷戀那些有準備的人,1963年,新聞周刊的朋友介紹久保田博二去參加了一個民間遊行,在那次遊行中,他拍到了美國社會史上最重要的一瞬間-當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碑前的石階上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他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了那神情激動人群,記錄了人們那揮舞著的拳頭。正是這幾張照片讓人們認識了久保田博二,這位來自日本的年輕人。而每每回憶自己的「成名作」,他卻總是謙虛的辯解:「……我依靠直覺來感受重要的瞬間,而且知道自己正在見證歷史的改寫。我想這份工作也需要足夠的運氣。」
1968年,他重返日本,兩年後,作品終於獲得日本攝影界的認可,並被講談社授予當年的出版文化獎(Publishing Culture Award)。1971年,久保田博二成為馬格南圖片社的預備成員,1983年成為正式成員。

久保田博二作品

久保田博二作品

久保田博二作品
久保田博二的攝影生涯從美國開始,但走上高峰卻是在亞洲。在1972年和1975年,久保田博二以馬格南攝影師的身份兩次來到越南,拍攝記錄了越南戰爭,尤其是在1975年,他親眼目睹了西貢的陷落。因為童年的經歷,在他的影像里,我們很少看到赤裸裸的死亡畫面,他記錄更多的是戰爭環境下越南人民的生存狀態。在1979年—1984年間,久保田博二歷時七年,在中國拍攝了將近20萬張照片,像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一樣用一個外來者的視角觀看和記錄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種種社會變化。在他的影像里,沒有任何嘈雜的、混亂的場景,一切都是平常的、平淡的生活。雖然看起來貌似平淡無奇,但每一張作品卻都深入人心。政治學習的經歷,讓久保田博二在思考時或多或少會帶有很多人文關懷的情緒,同時再配以他平和真實的視角,讓我們在回憶過去的同時,心中充滿安寧。經過無數次的申請之後,在1978年久保田博二終於如願以償的來到朝鮮,他也成為了最早的對朝鮮進行系統記錄的攝影師。

久保田博二作品
在所有的馬格南攝影師當中,久保田博二算是非常高產的,曾經有人問他作品高產的秘密是什麼,他說:「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知道如果我停止腳步,就沒有了未來。我每天都會拍照,並不會去教授別人該怎麼做,因為我對於那些並不感興趣。我能告訴人們的只有一點,去做,並依靠自己。」

久保田博二作品
「我喜歡美的事物,在我看來,攝影應該是一種對美的傳遞,讓照片擁有升華心靈的力量。」——久保田博二
在久保田博二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那些強烈的視覺衝擊與獵奇,有的只是平靜和真實的美,這也是他區別於其他紀實攝影師的地方,雖然他一直都認為自己的作品依舊是他在摸索攝影時的所創作的,但我們已經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他平和充滿關懷的內心世界。這種在東方美學視角下的觀看方式是我們所有攝影人都應該學習和借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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